随着奴化教育而日渐深入人心的自我阉割与自我审查。

同时他们还在要求社会本身提供一个快速有效的审查与过滤机制。

试图用自己认同的道德与思想准则去约束别人的思考与行动。

“平凡的罪恶”并不是指“不作为”，而是指在病态机制下人群产生的社会性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，习惯并依赖“被挟持”的环境，甚至于反过来对自身的角色产生认知错位，成为整个社会机器的主动审查因子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，需要以下四个条件

1. 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。
2. 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。
3. 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。
4. 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。

这四条中，第三条体现在社会性的环境中，即是高强度的信息审查与过滤。

信息审查与过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层面的独立人格缺失——缺少了对多样化信息的接触，则人格上无法产生独立的判断能力。也就为反复性的洗脑提供了可能。向部分人强行灌输简单粗暴而统一的社会价值判断逻辑，引发其人格中防御机制的认同作用，最终促使其成为主动审查因子。

而信息过滤的主要对象恰恰是作为健康独立的社会人所需要的常识。因此他们：

无法正确认识自我。

无法正确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。

无法正确认识社会与他人的关系。

犬儒主义完全取代了其关于人与社会价值关系的思考。

有人将此种社会的根源归为“绑架者”的存在。认为除去其程序意义上的存在，即可破除社会机制。问题是，在大范围犬儒主义普及的情况下，极端功利主义取代个人价值思考而成为一种常识，因此社会在物质层面的溃败趋势已无法逆转。

最终民族性的衰败已无可避免。（有趣的是该社会理论坚决的否认了社会发展中的民族性，而是以阶级斗争作为万金油来掩盖问题的存在。）